薛華的異象和挫折

作者:麥克•漢彌爾頓(Michael S. Hamilton),是諾特丹大學(University of Nortre Dame)歷史系副教授。

翻譯:孫以理


引言:辭世十三年之後,薛華的異象和挫折仍然繼續纏繞著福音派。

一九六五年,當法蘭西斯•薛華首度出現在美國舞台,福音派人士鮮少知道他的來歷。那時薛華五十三歲。他的基督教信仰成型於基要派和現代主義激辯的三○年代,他所在的「長老聖經教會」,在信仰上是無可挑剔的基要派。薛華熱烈地為聖經無誤論辯護,不過這項教義在福音派圈內已呈現動搖之勢。

然而,他不是尋常的基要派牧師。他和妻子艾蒂斯,在瑞士阿爾卑斯山區、創立學生公社,在那裡生活達十年之久。他講道時穿著全副登山裝備。一九七二年後,他更在這特立獨行的造型之外,再添加長髮和山羊白鬚。他的講道也很另類,很少引用聖經,卻很愛談亨利米勒(當時美國學界最情色的作家)作品的哲學重要性。

往後二十年,薛華夫婦組織多方面的福音事工,重新塑造了美國的福音派。可能除了魯益師,無學者比他影響福音派思想更深;也可能除了葛理翰,當代無一基督教領袖,能如他在福音運動整體層面上,留下更深印記。薛華夫婦提出基督徒社區觀念,刺激福音派卸下文化外衣,鼓舞大量福音派人士成為認真的學者;鼓勵婦女選擇擔任母親和家庭主婦的角色;領導「新基督徒右翼聯盟」的領袖;並且凝聚了福音派中反墮胎的力量。

薛華夫婦影響了各行各業的人物:例如組織「耶穌子民」的司巴克斯;音樂家拉瑞諾曼以及馬克賀德;政治人物法威爾、派特羅伯森、傑克坎普、卡爾遜、藍道泰瑞、庫普、卡爾湯瑪斯、提摩太和比弗利拉海;學者哈洛布郎,歐斯金尼氏、摩理士、品諾克和威爾斯。這一夥都是奇人,而這正是薛華人生拼圖的一部分。要拼湊全圖,我們得橫跨半世紀和兩大洲──從西敏神學院、歐洲藝術畫廊、英國寄宿學校到梅育診所,以及美國最高法院。最後,當薛華一生的拼圖完成,我們看見福音派教義和現代世界軌跡極不相稱的一面。

基要派代言人

薛華家的故事,應當從二○年代基要主義和現代主義衝突起算。艾蒂斯和薛華首次注意到對方是在一次教會青年聚會,兩人都為捍衛基督教的正統教義起立發言。她是到中國的宣教士之女,從小家裡就不斷談論神學現代化的邪惡。高中時她愛聽葛瑞翰•梅欽的廣播,敢和自然老師辯進化論,在神學書籍裡尋找自由主義的蹤跡。相反的,薛華出生在無宗教信仰的家庭。十幾歲信主,反養成他基要主義式更敬虔的生活方式,他的閱讀興趣純為屬靈書籍,例如霍爾夫人的《威廉波頓生平》。

早期交往時候,艾蒂斯幫助薛華瞭解北方長老教派的點滴和各家觀點。當薛華考慮該去何處接受神學訓練,他原不喜歡梅欽西敏神學院渾身是刺的好戰態度。他傾向於到紐約平和的聖經神學院就讀,但艾蒂斯是梅欽的忠實追隨者,說服薛華進入西敏。他在那裡從梅欽學到聖經無誤的教義,並從范泰爾(Cornelius Van Til)學習荷蘭神學兼政治家凱波爾(Abraham Kuyper)預設論的護教學。

他也學到三○年代長老教會論戰的藝術。在薛華獲得學位之前,梅欽過世,學校立刻陷入內鬨。一九三七年薛華和艾蒂斯協助成立信心神學院,提供學生另一選擇。這次痛苦的分裂,製造持續多年的個人仇恨。薛華很快變成一個言辭犀利的獨立基要份子。但晚年舊傷平復後,促使他嚴肅地回想,該如何在真實基督徒的愛裡面,看待神學上的差異。

在「聖經長老教會」牧會並投入青年工作九年之後,「海外宣道獨立會」差派薛華到歐洲工作三個月,在「信仰聖經」的教會、牧者和機構之間建立聯繫管道。工作之餘,他喜歡在藝廊消磨時間。一九四八年,獨立會差派薛華到歐洲,成為長期宣教士。

薛華一家定居瑞士,在全歐洲推廣「兒童歸主」計劃,並且成立獨立基要主義運動的國際性機構。他們在瑞士山中的牧人小屋,招待滑雪度假的女學生,在火爐旁主持宗教討論。每天工作量極大,常常要忙到午夜。

一年後,薛華遇到一位唸藝術史的荷蘭學生陸梅克,他和薛華一樣委身於凱波爾的思想。他們一起討論,思考如何讓藝術成為大眾化社會哲學的切入點。這成為陸梅克在藝術史上的研究專題、以及薛華所撰述的衰微西方社會之特色。後來幾年,薛華帶給陸梅克國際知名度,而陸梅克也激發並協助不少年輕的福音派藝術家如Theodore Prescott,以及藝術史專家,如救贖學院的Mary Leigh Morbey和惠敦學院的E. John Walford

薛華帶有分離主義傾向的講道,經常責難巴特神學的弱點:「新正統派並未提供新答案。不過是存在主義哲學用世俗語言所說過的,現在改以神學語言表達」。薛華曾在一九五○年至巴特位於瑞士的居所,拜訪這位知名神學家。薛華問巴特:「神創造了世界嗎?」巴特回答:「神在第一世紀創造世界。」薛華指著窗外積雪的山丘問:「是這個世界嗎?」巴特回答:「並不在乎是不是這個世界。」對於薛華這是一個重要信號,證實現代思想:假設宗教世界和物質世界包含兩個分離的本體。薛華到死都不同意此觀點,堅持「基督教提供真正的真理。」他信奉真理的一貫性,這點加強他一生對聖經全然無誤的堅持。他不同意巴特的觀點,巴特認為聖經的歷史和科學可能不若神學真實、甚至是不同程度的真理。

雖然薛華確定巴特是錯的,但他對自己的看法並無把握,隱藏著日益滋生的疑慮。加上他無法歸避自己的基要分離主義,顯不出基督徒的愛心,他的靈性於是變得枯乾沒有喜樂。在一九五一和五二年間,他經歷一段長期的屬靈危機,懷疑自己所信的。艾蒂斯大為驚惶,迫切為他禱告,儘量不讓他受到干擾。最後,他重新獲得確據,知道自己的信念是對的,他發現「人真正的爭戰是世界觀之爭」,但他也重新看見基要信仰必須經由實際的愛來傳播。他寫道:「地方教會或基督教團體必需信仰純正,但也應該是美麗的。地方團體是超自然神的標本,是在世人中間彰顯實質醫治的群體……多少正統地方教會,在這點上是死的,沒有絲毫愛和交通的跡象:正統派名存實亡,極其醜陋!如果在地上活不出實際,等於否定了我們所表白的信仰。」

庇蔭所的款待

一九五四年薛華帶著新信息「看得見的愛」,回到美國「聖經長老教會」,然而並未獲得普遍認同,有人不認為這是從主來的。薛華更進一步宣稱:單是接待客旅都是他日益重要的事工,導致差傳委員會減少對薛華夫婦的支持。因此,他們在一九五五年辭職,創辦位於瑞士山間小鎮霍模斯,稱為「庇蔭所」的獨立福音機構。

一開始,他們的大女兒立即將洛桑大學的同學帶回家。沒多久,學生固定每週末來到庇蔭所。薛華夫婦提供飲食、散步和主日敬拜等活動,營造一種氣氛,鼓勵哲學和宗教對話。

薛華一家精於此道。艾蒂斯尤其擅長持家藝術,她能製造迷人的氣氛,讓客人感覺輕鬆。薛華更是絕佳談話對象,他關心人並且留心傾聽,讓賓客倍感尊寵。當他談到基督教能解決人類困境時,總是充滿熱切的信心。薛華曾經寫道:「這就是庇蔭所以往和現在真正的根基。我們教導基於史實的基督教答案,對一切真誠的問題予以誠實回答。」不少學生因這些週末事工而信主,且有小部份志願留下,幫助日益加增的工作需要。

這種獨特開放山居的消息迅速傳開,到一九五七年,每週末招待二十五人之多。週間薛華則在瑞士和義大利多處教課。雖然薛華家從未直接向外募款,艾蒂斯卻有一份愈來愈長的「家信」名單,讓支持者了解庇蔭所的活動。

薛華一家直接體驗到開放家園的代價不小。薛華日後追憶:「我們所有結婚禮物,在庇蔭所前三年就耗盡。家裡床單破損,地毯燒出洞來。有一次客人在客廳吸煙,幾乎燒掉整片窗簾……毒品進了家,有人在房內嘔吐。」

這段期間,來到庇蔭所的多半是歐洲學生,在學校受過完整哲學教育,熟悉黑格爾、祈克果、海德格,以及沙特和卡謬的存在文學。這些學生幫助薛華看清後基督教的現代思潮,他則觀察到他們所遭受的衝擊。他們接受人類純為物質世界裡、時間和機率的產物。致使多數人無法分辨對錯之間的基礎,和正常人類生存的意義。這些年輕人具自我毀滅的紊亂道德觀、社會疏離感以及追尋美好事物的真誠,激起薛華夫婦的同情。這使得開放家園的辛苦能夠忍受,而且迫使薛華更深刻地反省現代文化的軌跡。

到一九六○年,連《時代》雜誌都注意到庇蔭所的獨特現象。庇蔭所設施擴展到三間屋子,艾蒂斯的「家庭禱告信」寄給一千三百人,主日傍晚的「茶會」,每次招待近五十名來自世界各地的客人。因著人數激增,本來不居形式的週末活動,不得不改為演講、研討、工作以及敬拜等正規方式。庇蔭所同工將薛華有關現代神學和文化之哲學意義的演講錄製下來,這些錄音帶立刻散播全球。在庇蔭所的「學習」,就包括聆聽和討論薛華這些講演錄音帶。

這些年的工作壓力,使薛華夫婦的婚姻生活相當緊張,他倆的個性上都特別急,一切以工作為重。艾蒂斯天生驕傲好勝,薛華則多年在扔盆子、摔東西的壞脾氣下掙扎。夫妻間常有劇烈爭執。在庇蔭所事工最繁忙的幾年,不巧他們的兒子法蘭克在三歲感染天花,使得情況格外辛苦。庇蔭所的經濟情形一直不穩,有時相當吃緊,多次面對滿桌客人,而盤中只有一點基本食物。從事工開始就擔負多項實際責任的艾蒂斯,開始厭倦她所扮演的角色。她回憶一九六○年代初期,寫道:「這段期間我陷入自憐的光景。我從『願作任何事』到『想為自己作些事』,這佔據了不少我思想和禱告的時間。」

從歐洲及北美,薛華接到許多演講邀請,然而艾蒂斯一直不願意他遠行。錯失這次機會,對薛華造成極大挫折。這時他已身經百戰,和高等知識份子中的懷疑論者、不可知論者和嘲諷者,經過上百場對話。他對於自己提供的標準答案深具信心,有雄心面對更廣大的聽眾。艾蒂斯記得許多夜晚,在庇蔭所的小組討論之後,薛華上到臥室以拳擊牆、直到紅腫,說著:「唉,艾蒂斯,我確知我有真實的答案……我知道這些可以幫助人……但是沒有人來聽……只有一點點人來……我們到底在作什麼?我到底在作什麼?」

回到北美

一九六五年艾蒂斯終於軟化,讓薛華得到久盼的較大舞台。那時哈洛布朗在波斯頓學生中工作,安排薛華在那兒演講。接著在惠頓學院有一系列講話,整理後出版第一本書《永在的神》(The God Who Is There)。薛華涵蓋藝術和科學領域,辯稱所有現代思想和文化均立足於同一假設,認為人類是自然宇宙的或然率產物。然而基於此一前提的思想體系,卻無法解釋人性的起源,像「對目的和意義的期盼、愛情、道德和理性觀念、美感和語言溝通。」在基督教之外其實只有兩種選擇,不是遁入不切實際的神祕主義,就是陷入貶低人類至機器層次的虛無野蠻主義。唯有基督教能和人類現實的存有相稱,有能力解決存在的困境,因為它是真理。但是,除非基督徒先學會二十世紀的文化語言,藉此說服非基督徒面對其前提假設所產生的邏輯結論,否則無法有效地在當代傳揚福音。

在一九六○年代中期,這個從瑞士山區來的緊張小子,所釋放的信息與福音派圈內所盛行的全然不同。當惠敦學生還在爭執可否放映小鹿班比,薛華已在暢談伯格曼和費理尼的影片。當學校主管人員在篩檢學生出版物是否含有存在主義思想,薛華卻大談卡謬、沙特和海德格。他引述迪倫•湯瑪斯,熟悉薩爾瓦多•達里的藝術品,傾聽披頭四和約翰凱吉的音樂。

這次旅程對於福音派學生,產生電擊般的果效。威爾斯後來稱薛華在波斯頓的演講開啟了「基督教學者令人振奮的使命」。史家馬克諾爾(Mark Noll)記得薛華在惠敦的演講,為他學生時代最具啟發性的校園學術活動。薛華拆除了隔開福音派與當代文化表達之間的帷幕,提供基督徒對雕塑、音樂、繪畫和文學等課題的解讀,這些都是現代人心靈的哲學陳述。歷史未來學家米格理洛大受震撼:「薛華告訴我基督徒不必是一無所知的笨蛋。」

之後的十年,薛華成為美國福音派名人。出版了十八本書籍和小冊子,大多出自一九五○年代後的演講和談話。(一九七五年之後,又出版四本書;單美國一地即銷售兩百五十萬冊以上。) 艾蒂斯陪著薛華四處演講,也發展出自己的信息,廣受歡迎。在大學校園裡,艾蒂斯喜歡和宿舍女學生「進行親密而坦率的交流,話題包括婚姻、性和如何成為饒富創意的專職家庭主婦。」她並且開始創作,一九六九年出版《庇蔭所》(L'Abri)一書;一九七○年中期,經常為《今日基督教》撰寫專欄,到一九八一年她完成八本有關家庭生活和靈修方面的書,銷售超過一百萬冊。她在作品中經常反對「婦女解放」和雙薪家庭的趨勢。後者有些令人不解,因為隨著薛華的事工擴展,艾蒂斯也開始了她全新的專職寫作和演講事業。而十一歲的兒子法蘭基,那些年被送到英國的寄宿學校。

她描寫庇蔭所早期的光景,正好契合年輕人反正統文化的情感,提供離家青年家庭溫暖,彼此分攤工作、自製全麥麵包、以及壁爐邊知性的交談,而這一切全仰賴祈禱帶來神超然的供應。《庇蔭所》一書引來大批新訪客,大多是美國福音工作者。不過庇蔭所仍繼續吸引不少非基督徒,甚至嬉皮時代的毒品專家李銳也曾造訪。薛華和艾蒂斯現在每年只在庇蔭所住三個月,平時工作交由女兒和義工維持。

薛華夫婦顯出特殊的能力,能認同一九六○和一九七○年代初期的學生所關注的議題。薛華指責戰後盛行的物質主義,堅稱多數美國人沒有高尚的人生哲學,只知道「個人平安和富裕」。雖然薛華強烈反對共產主義,但他也不寬容國際間的武力競賽:「在原子分裂、原子融合和飛彈對抗中,我們如何能相信『我們這邊』發明和製造這些武器者的思想,基本上和共產黨『那一邊』所思想的不同?」他呼籲大家不要自毀巢穴,應當尊重社會常理。他反對種族主義,在庇蔭所總是以身作則。他同情逃避現實社會者和吸毒者,「因為這些人夠聰明,知道無人提供解決之道,所以他們選擇出走……年長的一代沒有帶給他們任何值得關注之事。」

薛華甚至抨擊福音派中產階級之罪。他呼籲福音派人士接納「革命性」的心態,放棄在教堂懸掛美國國旗:「忠黨愛國不必和基督教掛鉤。」他指責美國福音派過份個人化:「基督教信仰誠然是個人之事,但卻不單是個人之事。必需有真實的社區,提供彼此間真正屬靈和物質上的幫助。」他催促基督徒歡迎一切神所差來的人,包括學者、嬉皮和有毒癮的人士。薛華說:「我向你們挑戰,我因著耶穌基督膽敢向你們挑戰。依照我建議的去行,開始為社區開放你們的家。」但他警告真正的社區需要教會「支援福音設施」,並袪除假冒偽善之惡習:「不要空談反對富裕的社會,除非你立刻交出所積聚的那份錢財。不要空洞地反抗,說我這些信息不是神所教導的。」

薛華的信息,對於剛浮現的福音派青年文化,有如清新的空氣。加州伯克萊「基督徒世界解放前線」的創始人史百克(Jack Sparks),造訪庇蔭所,並且希望他的機構也能對知識份子造成一樣的衝擊。薛華對賴瑞諾曼(Larry Norman),「耶穌革命的桂冠詩人」,也有極深的影響。(賴瑞在一首詩中,將庇蔭所和朝之地並列:「我們在海法度蜜月,在加利利用餐 / 然後搭便車到瑞士造訪庇蔭所。」)一九七○年末期,諾曼成立自己的唱片公司和藝術表演團體,他想使它成為「音樂的庇蔭所」。藝團中有位音樂家馬克赫德,就曾在庇蔭所學習,他說那兒是一處可以放膽詢問任何信仰疑難的地方。

儘管帶著反正統文化色彩,薛華夫婦在一九七○年初期,開始和共和黨保守派政治領袖建立關係。一九七一年他們認識了當時的眾議員傑克坎普,他轉而又介紹薛華夫婦給更多華盛頓政要。坎普的妻子瓊恩以十年之久,帶領一班眾議員妻子閱讀所有薛華的著作。福特總統的兒子麥可也曾是庇蔭所的學生,他邀請他們至白宮用餐。

薛華在西敏和信心神學院所學到的聖經無誤論,使他一直以強烈態度質疑任何偏離的神學主張。他引導學生遠離富勒神學院以及大多數基督教大學。一九六六和一九七四年,薛華兩度在葛理翰國際福音大會致詞,但是他不喜歡葛理翰的傳道風格。依薛華之見,葛理翰過份注重經驗,對聖經無誤的支持聲音也不夠大。不過,這段時期他相當自制,避免公開指名批判福音派人士和機構。

薛華為自己在福音派世界,創造出極高的獨立地位。對於反正統文化傾向的學生和保守政治人物,都深具吸引力。他和美國其他福音派領袖保持若即若離的關係。雖然薛華擁有廣泛的國際接觸,他卻很快地將歐洲舞台拋諸腦後──歐洲是他思想成形的關鍵之地──轉而關注美國內部事務和美國福音性次文化。

轉向實踐主義

一九七四年薛華二十一歲的兒子法蘭基,將薛華的事工推入嶄新的方向,不過最終又趨向傳統傳道風格。法蘭基夢想製作一套十集影片,副標題為「西方思想文化的興衰」。這是針對克拉克著名的「文明」系列,所作出的基督徒回應。這一影片計畫,「我們該如何生活?」 (How Should We Then Live1976~77,同名書籍中譯《前車可鑑》) ,獲得空前成功,使一般福音大眾,瞭解薛華關於西方文化界基要知識份子逐漸衰敗的信息。同名系列影片和書籍都極為暢銷,隨後到十八個城市的講習會更吸引了成千上萬的聽眾。

然而這計畫卻在庇蔭所引起極大糾紛。原來庇蔭所事工都是經過同工討論和禱告,然後才作重大決策。但這件事,薛華一家是在決定之後,才要求禱告支持。他們甚至打破前例,公開向支持者募集款項,以支付超過百萬美金的部分預算。

影片推出後,批評薛華的聲浪增高。他第一次在惠敦學院演講時,教職員的反應就不如學生對他的肯定。哲學教授荷姆斯(Arthur Holmes)對於薛華用簡單推論,就摒棄整個哲學分析領域,深覺反感,後來《新聞周刊》曾引述他的話,大意是說他課堂上以薛華的書,作為隨心所欲、不需研究哲學的例子。甚至在薛華早期比較嚴謹的作品中,因跨越過多不同專業領域和年代,專家經常會發現令人窘困的細部錯誤和過度簡化之嫌。《前車可鑑》一書招來更多責難,因為基本上該書是將薛華早期作品以更簡單的形式呈現。

然而,理論批評家本來就很難對所謂「踏腳石」學術,提出中肯定位。如同偉大的通俗教育家威爾斯(H.G. Wells)和杜蘭(Will Durant),薛華將理論課題普及化,成為條理清楚和深具意義的體系,凸顯不同時代和不同領域間廣泛的關聯。杜蘭所著《哲學的故事》一書有血有肉;這正是薛華對福音派的貢獻。他讓無數的高中和大學生,首度注意到歷史和文化中重要觀點的意義,以及基督教在智性上的豐富遺產。即使遠在巴基斯坦,也有青年宣道會的同工,於一九七一年,帶來薛華夫婦的著作,給宣教士子女寄宿學校的學生,他們反覆閱讀這批書籍。教會的青少年領袖和校園傳道,將薛華的書介紹給他們最優秀的學生,引導不少福音派學者開創他們的生涯。亞斯伯里神學院的哲學家華爾斯(Jerry Walls)回憶到:「薛華的書使我對基督教的認識改觀。他幫助我比以往更廣泛地思考我的信仰。我的信仰演變成較完整的世界觀,包含許多以前我從未清楚想過和屬靈有關聯的事物。」

《前車可鑑》一書脈絡所呈現的最大轉折,是在墮胎議題。薛華廣泛探討墮胎合法性問題,視其為獨裁政府和極權主義威脅的案例。薛華一向反對墮胎,不過到一九七三年二月,美國最高法院宣佈墮胎合乎憲法之後,反對墮胎才成為他事工的重要部分。一九七七年初,薛華全神關注墮胎議題。薛華、法蘭基和老友庫普(C. Everett Koop)當時是美國知名小兒科外科手術和福音派反墮胎先驅),合作拍製一套五集的影片,同時出版書籍和行動手冊,並到全球四處演說。影片《人類到底怎麼了?》(Whatever Happened to the Human Race? 1979) ,更結合薛華一貫對世俗人文主義、如何無情貶低生命的解說,以及庫普強有力的證詞,他舉證醫院普遍殘害嬰兒。庫普後來寫道,參與這件事是他成為雷根總統衛生部長的第一步。

該計畫結果成敗參半。旅行演說令人失望,聽眾很少,在一些城市尚且入不敷出。薛華責怪:「[福音派]領袖態度冷淡,他們不願會友參加這些集會,唯恐妨礙到周遭文化對教會的接納。」一九七八年,梅育診所診斷出薛華罹患癌症,在化療期間再加上出席率不佳的雙重壓力,薛華極度失望。不過,儘管聽眾和教會支持較預期為少,他們仍然代表可觀的、基層反墮胎力量。不少人士肯定這套影片和演講,視其為他們個人參與反墮胎行動的起點,而且很可能這一系列活動所造成的實質衝擊,遠超過參加人數龐大的《前車可鑑》討論會?

薛華一家對主流福音派的反感日益加深,因為他們顯然不願為聖經無誤辯護,也不願參與反墮胎事工。例如,著名的一九七三年「芝加哥宣言」──由反正統文化的福音派年輕一代所召集,鼓吹社會行動──卻絲毫未提及墮胎問題。因此薛華開始和聯合反墮胎行動的新基督徒右翼領袖為伍。

薛華的著作說服了法威爾(Jerry Falwell)採取反墮胎立場。薛華還影響法威爾共同作戰概念(薛華相信基督徒應該聯合非基督徒反對社會不公),這導致法威爾嘗試引進天主教、猶太教、摩門教和其他團體,在一九七九年加入「道德多數」團體。薛華和法蘭基公開支持法威爾和派特(Pat Roberson)。薛華在一九八一年的《基督徒宣言》中,定義墮胎為美國社會關鍵性議題,呼籲基督徒可以訴諸非暴力反抗,甚至提出武力抵抗政府的想法。這本書是派特最喜愛的書之一,而且啟發當時就讀於以琳聖經學院的年輕人泰瑞,開始一種新的反墮胎方式,採用民權運動消極抵抗的方法。泰瑞說:「如果你想認識援救行動(Operation Rescue) ,你就必須閱讀薛華的《基督徒宣言》。」

這時候,反正統文化的年輕一代,開始公開質疑薛華到底在想些什麼。一九七○年薛華曾寫道:「我們對年輕人所作最不義的一件事,就是要求他們保守」,但在《基督徒宣言》他卻說:「一九八○年,藉著美國總統大選中的保守勢力……我們的機會之門大開……我們期待此門繼續敞開,而且不只是在單一議題上。」一九七○年薛華曾提出警告,反對將基督教包在美國國旗底下,但在《基督徒宣言》他卻採取前所未有的一步,讚揚「道德多數」團體──這些人真心保護未出生胎兒,對神以及對美國政府同樣熱誠效忠。薛華反正統文化的色彩,至此似乎已蕩然無存。

一九八○年初,法蘭基出版了幾本嘲諷意味十足的書,攻擊著名福音派人士和機構是「可悲的服事」,薛華和主流福音派的關係更形惡化。薛華未制止兒子──部份由於父子情深,部份也因為法蘭基講出薛華認為該說的話。薛華在最後一本書《福音派的大禍》(The Great Evangelical Disaster, 1984),就稱許法蘭基對福音派的「激烈批評」,並跟著指名攻擊。書中警告福音派順應了八○年代的文化,並已走到背教的邊緣。一九八四年初,薛華在和癌症搏鬥之餘,跑完十三座城市,宣講此一主題。旅程結束後一個月,他在靠近梅育診所、位於明尼蘇達州羅徹斯特的住處過世。

艾蒂斯繼續羅徹斯特庇蔭所的工作,一面仍舊寫作。在瑞士的庇蔭所也照常運作,還有其他在美國麻州、澳洲、荷蘭、英格蘭、印度、南韓、以及瑞典的庇蔭所也一樣。薛華的三個女兒和女婿仍舊參與世界各地庇蔭所的工作。法蘭基──現在稱為法蘭克──從苛責福音派改為影片製作;之後他寫了本關於他家庭的小說,文筆細膩、有趣、引人並且刻薄。最近他離開福音派改信東正教,現在四處演講並宣揚改教之事,措辭強烈一如他的父親。

薛華所代表的意義

在生命末了,薛華似乎兜了一圈又回到起點。他的職事起於教會紛爭的二○年代,結束在催促福音派進行下一波致命的爭戰。在薛華完成一切該說該作的之後,福音派仍舊不知怎樣解釋薛華的行為。評論家更苦於如何適當地將他定位,各式各樣的稱呼都有──牧師、佈道家、福音預工、護教者、知識份子的宣教士、基要主義的導師、哲學家、先知。

所有這些稱呼都有些道理;但若只取其中一項,將難以辨識薛華。在他去世前二十年間,薛華無疑是最重要的大眾化知識份子。他認為思想是攸關生死的大事。而歷史則教導我們:一個民族建設社會的理智基礎,將決定該社會的法則和特性:「歷史和文化有其源流。人類的思想奠定其根基,並促使它泉湧。」他的單一信息就是:我們無法期盼社會有公義和公平,除非人們由下而上以神的意念為意念。

儘管薛華在許多細處有缺失,但近來有些評論家承認,整體而言薛華具有長遠的影響。薛華歷史觀點的中心概念,在於看見相對論在後基督教世界的勝利:「現代人已經喪失絕對標準,污染了道德的每一面,以享樂和相對主義決定標準。」他不會驚訝「後現代」思潮的降臨,後現代已在知識界建立了無數相對論調的祭壇。他也不會對隨之而來的道德真空感到訝異,這正是當代學術界的思想特色。在最近一期的《高等教育編年史》,人類學者卡洛琳(Carolyn Fluehr-Lobban)正苦腦著一項事實,亦即她所高舉的專業指導原則──文化相對論──使她沒有理論基礎來反對強暴、或是不同文化間的滅種行為。我們幾乎可以聽到薛華說:「我早就告訴你了。」

在關懷生命的議題上,薛華特別有先見之明。一九七六年他就觀察到:「在胎兒認定上,法院武斷地區別存活活人的定義。如果這樣可行,我們是否也可以任意定義老年、剝奪其生存權?這樣下去,安樂死很快就可以為人們所接受。如果這是對的,我們豈不是要在人腦死之後,取用植物人的器官和血液?」薛華嚴峻的警語,現已是稀鬆平常的新聞。醫師凱沃金(Kevorkian)被稱作「殺人不眨眼的傑克」,他所殺死的人數已經超過邦迪(Ted Bundy),但是密西根州卻無法禁止他。聯邦法庭禁止華盛頓州以立法阻止醫師殺害病人,而華盛頓大學更允許銷售千萬墮胎嬰兒的身體器官。

薛華晚年,似乎以為社會秩序可以從上往下改革,先立法然後再教育知識界。他變得激進異常,這大概是因為,他無法坐視數以百萬的胎兒被殘害。如果說他後來的行為與他的哲學理念不一致,實在是有因可循。贊成墮胎合法化的歷史學者威爾斯就曾說:如果我們真相信墮胎是奪取無辜的生命,薛華的反應也就合理。

當我們嘗試衡量薛華所代表的意義,或許可以葛理翰作為比較。兩人同時達到個人影響力的高峰,同樣對美國福音派有難以估算的衝擊。葛理翰在許多方面代表著中間溫和的福音派──化解爭論,希望人人圓滿,同時和共和、民主兩黨為友,不輕易擾亂中產階級的成規,願意和所有給他福音機會的人合作。誠如歷史家葛蘭華克(Grant Wacker)所言:「當葛理翰說話,美國中產階級聽到的是他自己的聲音。」見到葛理翰和總統走在一起,就如同見他手持聖經、站在講壇一般自然。

但是,正如人們無法想像德蕾莎修女、會在名牌服飾店購買貂皮大衣,人們也無法想像薛華和名流富豪打高爾夫的模樣。如果葛理翰代表福音派溫和的一面,有如玻璃當中平滑的部分,那麼薛華代表的則是壓碎的玻璃邊。本質上,福音派的宗派界限相當模糊,但薛華自己定位的基督教卻極端偏狹。葛理翰廣結善緣,歡迎各地盟友,但薛華拒絕任何結盟。對那些同意他的理想、卻又不跟從他的,他將之歸為共同作戰者,以對抗現代文化中世俗和非人性的發展傾向。當葛理翰訴諸多數的中產階層,薛華卻攻擊中產階級、說他們看不清前面的方向。受他影響最深的,當然也就是那些對中產階級懷有恨意的人士──輟學或逃避現實社會者、知識份子、以及那些開始察覺美國司法制度淪為無賴漢避難所的正派人士,這是值得注意的近代現象。

簡言之,薛華代表基督教福音派、在所處世界一直局促不安的那一部分。他曾說:「在我的教導裡,我非常強調我們是活在一個不正常的世界。假如我不認識這一事實──世界已非神所造的樣子,那我個人簡直無法忍受這個世界。」或許這就是他留給我們最持久的遺產──他透澈的先見之明,早看到神所設計的世界和人手所經營的世界之間,有著巨大的差異。

(本文譯自《今日基督教》,一九九七年三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