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

評《中流砥柱》的中文翻譯

作者：廖元威

本文的性質是譯評，是針對一本翻譯書籍，作有關譯文品質的評論。雖然它不是華人教會文字界的第一篇，但至少是嘗試作較全面評析的一篇。希望這樣的努力，或可帶動教會文字界譯評的風氣，進而促使出版社日後在譯作的審稿、編輯、校對過程中，能採取更加嚴謹和負責的態度。

「中流砥柱」簡介

倪柝聲弟兄(1903~72)是著名的華人教會領袖，其事工與著作可謂馳名中外。倪氏的主張和立場雖在多方面頗具爭議(特別是教會觀、三元人觀)，但無可否認，他在基督徒生活和靈命追求的教導，已經深深地影響中外信徒。雖已離世近三十年，倪氏依舊因信說話，藉著他生前的見證和一再印行的書籍向後世代的人說話。
從一九七○年陳終道牧師的著作《我的舅父倪柝聲》問世以來(一九八二曾出增訂版)，坊間已有好幾本描述倪氏生平的大小傳記，可謂各具特色。1其中，在蒐集資料與考證上下較多工夫，內容最具份量的應該算是金彌耳的《中流砥柱--倪柝聲傳》(Angus Kinnear, Against the Tide: The Story of Watchman Nee)。本書的英文版於一九七三年，也就是倪柝聲離世的第二年，開始在英國問世(現行的美國版是一九七八年起由Tyndale House Publishers出版發行)。中文本是戴致進所翻譯，於一九七七年由台灣的中國主日學協會出版。到目前為止，中英文版皆在印行銷售中。而中文版的銷路並不差，筆者手中參考的是一九九六年8月出的「七版一刷」，很容易在各基督教書房內購得。因為出版界的「版」和「刷」定義不一，我們無法得知中譯本的確實發行量，但一萬本以上的估計應該與事實相差不遠。
金彌耳的原著可謂文情並茂，不僅對倪柝聲生平中的重要事蹟做了相當詳盡的敘述，也在一些關鍵點上有中肯的評論。雖然該書在史實(年代、人物、事蹟等)的考證上還不夠準確，甚至不乏明顯的錯誤(作者在序言中已坦承此可能性)；2但從較全面的角度了解倪氏生平來看，目前還沒有第二本書可以完全取而代之。就此而言，本書的重要性不容忽視。然而本文目的不在評論原著內容，乃在中譯本的品質。雖然這是一個遲來的行動(中譯本出版至今已超過廿個年頭)，但期盼不是一個不切實際，或無關痛癢的努力。

中譯本綜論

直接閱讀金彌耳原著很容易使人感受其筆觸之典雅優美。為求客觀，作者對事務的敘述亦常流露出英國人慣有的委婉與間接的風格。因此本書雖以一般信徒為訴求，然以作者嚴謹的教育背景，遣詞用字仍難免在不落俗套中稍顯艱澀。一言以蔽之，這不是一本容易迅速讀畢的傳記。可以想像，進行本書翻譯，要克服的困難自然相當多。
平心而論，譯者的文筆不算太差，某些地方的翻譯(如地名與事務等)亦顯示譯者應該做過一番諮詢，或至少對倪氏生平、聚會所的發展並非全然陌生。然而因著個人英文理解能力的限制，再加上其他因素，使得〈中流砥柱--倪柝聲傳〉中文版的譯文品質受到極大的影響。仔細對照原著，我們不得不說，中譯本在原意的傳達上未達水準，甚至有多處嚴重錯誤。本文嘗試逐項檢驗，以實例說明。

專有名詞的誤譯

稍微細心的讀者都會發現，中譯本出現多處譯名前後不一的例子(以下括號內數字為「七版一刷」之頁數)。人名方面：將弟兄會的末世論解經家Robert Govett先後譯成高特和加維特；C. A. Coates譯成寇迪和顧特；法國的奧秘派Guyon成了蓋恩夫人和馬丹蓋恩。地名方面：英國的Norwich先後譯成挪維奇和挪維棋；美國的New Haven成了紐黑文和新避難所。機構名稱：屬英國聖公會的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C. M. S.)在前言中譯成宣教聯誼會，然而內文幾乎都譯成英國行道會，而後者似乎才是正確的譯法。因情況相當嚴重，令人難以置信該譯作是出於一人的手筆。而編輯在這些問題上的責任是難以推諉的。(參表一)

表一：人名地名等譯名前後不一

原人名或地名

第一次出現的譯法

後來出現的譯法

Robert Govett

高特(p.54)

加維特(p.87)

C. A. Coates

寇迪(p.100)

顧特(p.129)

Mme Guyon

蓋恩夫人(p.54)

馬丹蓋恩(p.242)

Norwich

挪維奇(p.42)

挪維棋(p.153)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宣教聯誼會(p.8)

英國行道會(p.17,31等)

New Haven

紐黑文(p.122)

新避難所(p.134)

Lena Clark

林納克(p.8,160)

琳娜.克拉克(p.88)

除了譯名前後不一，人名的誤譯亦常出現。較明顯的例子如：倪家男孩排行第三的兒子繩祖(Sheng-tsu)誤譯成宣祖(26，87)。陳則信也被誤譯成陳雅各(88)。內地會同工Elizabeth Fischbacher竟在前言中(8)兩次被張冠李戴的譯成和受恩(英文名是Margret E. Barber)，其後則一律譯成費巴小姐。若《中國教會三巨人》的翻譯正確，那麼這位姊妹的中文名字應該是巴若蘭。
本類型錯誤中最離譜的，可能就是把內地會的宣教士Lena Clark先後翻成琳娜•克拉克和林納克兩個不同的名字，然後譯者自作主張的用陰性代名詞的「她」指稱前者，用陽性代名詞的「他」指稱後者。這些在原文都毫無根據，因為作者在兩處上下文的筆法是使用分詞子句敘述，找不到人稱代名詞，因而也無從藉此推論其性別。但是按命名習慣來說，Lena應該是女性。總之，一人成了二人，且雌雄莫辨，這是不應該發生的事。
專有名詞(人名、地名、機構名等)的翻譯向來不容易，本該是最機械化的部分，卻因著缺乏良好工具書或對照表的緣故，經常變成譯者的夢魘。專業素養不足或努力不夠，都可以使譯作的品質降低，令人惋惜的是，譯者在這方面的表現未達應有水準。

一般詞句的誤譯

有追根究底精神的讀者，若讀到中譯本不甚順暢或感到奇怪之處，對照英文原著後幾乎就會發現問題。更嚴重的是，縱然中文讀起來還好，信手找一段對照原文，常可找到不準確、誤解原意，甚至明顯錯誤之處。這種現象從賴恩融的序言起，一直到書本最後一頁都可以發現。
席勝魔在歸主前原是鴉片煙癮者，在譯者的筆下竟然成了「藥學家」；他於「上」世紀末(指十九世紀末)在山西建立教會的事蹟成了「本」世紀末的事。同一頁的「國民革命」，竟成了「全國性的改革」；「特會講詞」成了「會議記錄」。此外，作者至少兩次使用"stroke"(腦溢血)一詞，描述造成死亡的可能原因，一次是宣教士菲力斯•迪克，一次是倪妻張品蕙，但都被誤譯成「撞擊」。這些在在顯示譯者英文能力有限。(參表二)

表二：一般辭句之誤譯

原文

譯者的翻譯

正確的意思

drug addict

藥學家(p.4)

吸毒者(或毒癮者)

Nationalist revolution

全國性的改革(p.4)

國民革命

conference addresses

會議記錄(p.4)

特會講辭
the few remaining clergy 少數的教會職員(p.236) 碩果僅存的傳道人

stroke

撞擊(p.175,245)

腦溢血(中風)

將「非基同盟」翻成「反基督同盟」(88)不算是太嚴重的錯誤；但將「自由神學」(liberal theology)誤植成「自由上帝學」(115)則容易給人不知所云的感覺。將"two eggs Chinese style"譯成「兩個皮蛋」(中國式的蛋)(153)固然需要相當的想像力(或許譯者另有根據)；然而將"the few remaining clergy"譯成「少數的教會職員」則可以確定是錯的(236，正確譯法應該是「碩果僅存的傳道人」)。同一頁提及：天風雜誌暫停出版，以後「再沒有」出現過，正確翻譯應該是「截至目前為止」還沒有出現(has not so far reappeared指一九七三年英文版出書時)。這類例子可謂層出不窮。
特別令人訝異的是有關數字的誤譯。書中提到，為達到鞏固意識型態和宣傳目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共黨政權曾大量印行各類毛澤東著作，每一本的數量幾乎都是天文數字。然不知何故，經過譯筆，每一項都乘了十倍。(參表三)
這些錯誤的數字讀了令人瞠目！筆者謂「不知何故」，是因為在另一處，一百七十二億元的翻譯卻是正確的(219)。

表三：數字的誤譯

原文

譯者的翻譯

正確的意思

86 million

八億六千萬

八千六百萬

350 million

三十五億

三億五千萬

100 million

十億

一億

將位於南陽路45號(上海)的會所移到台北市仁愛路45號(196)可能是弄巧成拙；然而將司徒雷登說成「曾做過國民政府駐美大使」(202)則與原意完全相反(英文served as U. S. ambassador to Chiang Kai-Shek是指曾任美國駐華大使)。除此之外，只要是較長或較複雜的句子，譯者在處理時幾乎都發生大小不等的困難。僅舉二例說明如下。
前已提及，譯者在前言中兩次將巴若蘭(Miss Elizabeth Fischbacher)誤譯為和受恩，其實更嚴重的是接下去之陳述，所造成的錯解和誤譯，似乎與人名之誤判有直接關聯。譯者在第8頁說：「她曾細心的訓練及帶領這位屬靈人，這是在我所編輯倪弟兄的幾本書上公開論及她的幫助，當然也會列在本書中。」這是完全走樣的翻譯。唯一能推想的是，譯者似乎想當然爾的把和受恩對倪柝聲的幫助與影響，藉這段文字加以發揮一番罷了。按原文較正確的翻譯應該是：「(在所抄錄之倪氏最佳的講章和著作中)她巧妙地掌握並保存了倪氏的精神，並且她在這方面的貢獻，雖至今才加以公開致謝，卻早已出現在個人參與編輯的倪氏系列著作中。而這一切在本書中亦將再次加以援用。」(She has skillfully captured and preserved the spirit of the man and her contributions have appeared, hitherto unacknowledged, in the series of books by Nee I have been privileged to edit. They are drawn upon again in the present volume.)
譯者在162~163頁說：「宣教士申東•史提恩醫生，被邀請加入中國弟兄中，成為教會的長老，後因沒有外人與文德里交往，而難過地離開倪柝聲，這是一個很大的缺憾。」3此處及其後兩三句中文翻譯的斷句與原文並不一致，並且在語意上明顯錯誤。按英文的敘述，史提恩醫生並沒有難過地離開，而是說，很不幸地，除了他以外，並沒有其他外國人直接參與文德里的教會。(Of the missionaries Dr. Thornton Stearns had lately been invited to participate with the Chinese as a church leader, but apart from him there were unhappily no foreign men associated with Wen Teh Li.)

跳譯與漏譯

中譯本有多處跳譯、漏譯，其中一處對於作者為何以「中流砥柱」為書名有直接關聯。如此關鍵性的缺漏，不免直接影響了讀者的認知。推論譯者如是處理，可能不外乎減少麻煩、政治禁忌，以及理解不足三大因素。
前言中，作者列出許多協助並提供資料者的名字，但是中譯本卻漏了三十一個人名，其中不乏倪氏早期的同工，亦包括一些已脫離聚會所另謀發展的獨立教會領袖。譯者似乎為了避開麻煩，而捨棄這些人名的陳列與翻譯。
至於因著政治禁忌而跳譯的更不少，當然每一處大都與共黨政權的發展有關。作者在第三章最後兩段說到(譯文只剩一段，且極不正確)，就在倪柝聲歸主同時，長他十歲的毛澤東正大量閱讀馬克思的著作，並藉之建立(形成)個人內化的信念。共黨勢力從當時的滴涓細流，發展成日後的洪流，而倪柝聲正是與之抗衡的中流砥柱。中譯「士大夫的空談，已經充塞中國人單純的思想」，「一個被馬克思主義影響了十年的青年完全悔改了」(36)皆出於譯者的猜測與想像，都是在原著中找不到的。
同一章稍早，金彌耳提到一九一九年的青年保國運動中，有一個名叫周恩來的青年領袖，另外，五四運動的發生為中國共產黨日後的發展鋪路(32)，這些在中文版裡都已不見蹤影。第十六章描述解放軍攻下上海，裝備整齊、精神飽滿、紀律嚴明的進入市區的景象，也因著政治禁忌而被刪除(196)。作者的資料與觀點是否正確是一回事，然在解嚴之後仍不見完整內容的恢復，則是對作者和讀者的一種不尊重。
對照英文，第十二章的末了亦缺了一大段，若非譯者理解有困難，就是因為內容太敏感。中文版缺漏的內容，直接牽涉到作者對倪氏的評論。金彌耳表示，在倪柝聲四周影響他的多為女性，如余慈度、倪母林和平、和受恩、李淵如、巴若蘭等。倪氏雖曾表示需要史百克在主裏的扶持，然二者間的通訊與諮詢極少。另因缺乏正式研讀的緣故(指學院教育？倪僅讀完大學預科)，使得倪柝聲欠缺更高之士的刺激與諍言。這些對於他潛力的發揮，似乎加上不少限制。這一切陳述，經過譯者刪減，讀者已無緣一窺全貌。

編輯與校對不力

譯者能否勝任一書的翻譯工作，編輯應負責評估。有時譯作完成，老編的苦惱才剛開始。有經驗的人大概會同意，有時譯作的編審比親自翻譯還痛苦，不知《中流砥柱》的編輯大人有無同感？個人的意見是，教會文字工作要進步，不僅需要好的作者、譯者，更需要一流的編者。而我們的憂慮是，《中流砥柱》的編輯恐怕並沒有善盡職責！
如果「信、達、雅」是努力的目標，而非不切實際的要求，那麼本書各章標題的翻譯，也有不少改進空間。有的翻得太自由，如第三章的 "Revolution"成了「蛻變的新生」。有的完全脫離原來的意思，如將第二章的 "Honor Your Ancestors"(光宗耀祖，即倪氏原名「述祖」之原意)成了「守望者」。有的並不正確，如第十九章的 "Suppressive Action"(鎮壓行動)成了「隱蔽的行動」。也有的需要再加修飾，如第十六章的 "Consistent Choice"，中譯為「一致的揀選」，若翻成「始終如一的選擇」應該更接近原意。
校對不力的情形，亦相當明顯。僅列舉部分：如戴「德」生成了戴「維」生(3)；「計」志文成了「許」志文(4)；路「德」成了路「得」(74)；石美「玉」成了石美「五」(78)；「舢」舨成了「★」舨(74，78，但後面又出現幾次則是正確的)。至於所列出的中英名詞對照，因校對不力而造成的錯誤也到處可見，為節省篇幅不再列舉。
最後，全書廿章共有209條附註，不僅完全略去不譯，而且未加任何的交代或說明。

結語

以上各段所舉的例子，都只是犖犖大者，若要做更詳盡的條分縷析，本文的篇幅勢必要增加好幾倍。我們非常遺憾的說，中文版《中流砥柱--倪柝聲傳》的發行，譯者的專業能力似不足以承擔此重任，而出版社在編審校三方面則缺乏敬業精神和夠水準的努力。就提供一般信徒的基督教讀物而言，這是一本好書，然而經過翻譯和編輯之手，卻無法將水準相當的譯本呈現在讀者面前，實在令人遺憾。教會出版社若不痛定思痛，我們的文字水準將難有實質的提昇。在此呼籲各基督教出版社，重視本譯評所提出的現象，甚至針對相關議題作進一步的研討，力求突破和改進。
最後，我們也建議中國主日學協會，若評估該書有繼續出版的價值，應另找合適的譯者，重新翻譯後再加以印行。

註１ 較值得注意的還包括倪柝聲的同學和同工陳則信所著，《倪柝聲弟兄簡史》（1973）。早期內地會宣教士賴恩融所著之《中國教會三巨人》（Leslie Lyall, Three of China's Mighty Men），(英文：1973，張林滿鎂等譯：1984)。莊百億的華神道碩論文，「倪柝聲生平研究」，1985。已去世之聚會所領導人李常受所著，《倪柝聲──今時代神聖啟示的先見》（台灣福音書房，1991），強調作者與倪氏的親密同工關係。以及早期脫離會所自立之史伯誠所寫的《倪柝聲殉道史》（美國見證出版社，1995），該書對小群及倪柝聲等在共產政權下受迫經過著墨甚多。

註２ 例如書中提及李常受是由倪柝聲在黃海邊予以施浸的（p. 115）。然而按李常受的自述，他是1925年廿歲時在山東的中華自立會受灑水禮，後脫離該宗派，於1930年由弟兄會領導人布納德先生在海裏接受浸禮《倪柝聲──今時代神聖啟示的先見》，p.p. 319, 322）。
註３ 史提恩醫生的英文名字Thornton，在中譯本兩次出現（115，162），但都沒有拼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