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我們一起去埔里吧！──李兆然醫師的邀請

◆徐孟秋專訪

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大地震後一個小時，李兆然醫師擔憂埔里的原住民，那些弱勢族群日後將面對怎樣艱困的處境，因而急急將手邊的工作略作安排，隔日由台北搭機到台中，幾經轉車，最後「攔下」直昇機深入埔里山區。此後半年多來，他保持對埔里的關心，並向災區外的基督徒發出呼籲：不要被媒體矇蔽了，其實埔里至今仍是災區，仍然需要您伸出援手！
李兆然醫師說：「災難是檢驗基督徒的社會角色最好的時候」。
「身為基督徒，台灣社會中的少數，你認為教會在災難中的定位是什麼？你面對災難時應該有什麼作為？」發生大地震後，台灣人民展現了前所未見的同胞愛，投入災區救援行動。李兆然原本關懷埔里，那裡有他熟悉的朋友，但此時，更深地思考自己作為台灣社會的一個基督徒，對社會應盡的責任，繼而採取了持續性的行動。李兆然說，災區的災民無以自救，最好是得到更多非災區的支持，尤其是基督徒的幫助，因為基督徒理當愛你的鄰舍，理當為你的鄰舍洗腳。
這顯然是李醫師的工作理念：「不在乎自己力量微小，不在乎自己只是少數中的少數，仍願盡上一己之力」，只因為他是基督徒。

批判一：對需求的敏感度不夠，加上解決問題的能力不足

在台大醫院做完總醫師後，民國八十一年，懷著對山地醫療的熱忱前往埔里基督教醫院服務，五年中，埔基並沒有如他所願的快速發展成山地醫療的基地醫院，但因為投入社區醫療工作，使李兆然對埔里這個偏遠地區的弱勢族群有了相當程度的熟悉。三年半前，因為家庭的緣故以及與院方在發展的腳步上不能一致，他懷著逃家小孩般的心情離開埔基。
回到台北開業不久後，他成為淡水地區當紅的開業醫。每天三個診次，一百多個病號，工作十一個小時，為病患忙碌，也為自己的家庭而忙碌，但內心的角落裡，他始終懷著對埔里人民的虧欠。
震災後的急性期，他急於回到埔里，但並沒有糊里糊塗開著車就走。九月二十二日上午，李兆然請護士小姐用電腦打一封信貼在診所，向親愛的淡水鄉親表白──李醫師來淡水前曾在埔里五年，埔里是他的第二故鄉，故鄉有難，當子弟的必須回去「赴難」。因為此去情況無法預測，他自己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回來。
回到埔里才知道，因為道路已經搶通，鎮上居民死傷的救護、處理已不是他所能幫忙，所以在那四天三夜裡，他所能做的就是對災區進行了解，以及參與埔基發展較為完善的山地醫療小組，在原住民中做些初步的醫療協助。回顧這段震災初期的搶救工作，李兆然相信，當時每個人都是懷著悲憫之心，出錢出力投入救難行列，他想要回頭來檢視的是個人參與救援過程中所見所聞的一些現象。
當時災區幾乎呈現無政府狀態，李兆然定位自己是救援者，必須在安全有保障的情形下才能進入災區，但即令救災的指揮單位在當時也無法承諾他的安全。他選擇自己想辦法進入埔里，並打算必要時自行徒步。道路變形崎嶇，情景和媒體所報導的差不多，他只能一段段的路上分別攔車，過了草屯甚至攔下警車，跟著警車開一段路，再攔當地人的車進入埔里。
原以為自力救濟到此為止，沒想到埔里依然是無政府狀態，因為原住民部落的災情不明，埔基院方希望儘早進入當地做救援工作，然而地震後斷了對外交通，原本步行十二、三個小時才能到達的仁愛鄉法治村，此時全靠直昇機進入，直昇機幾乎成為當時唯一可用的交通工具。「醫療人員進入狀況不明的災區原該是第一優先啊，」李醫師氣憤地說。可是二、三十位由各界趕來的醫生、護士相信體制，在埔里國小操場旁枯坐一整天，眼看著直昇機像無頭蒼蠅似地來來去去，就是沒有辦法登機。第二天，已經曬得像災民的李醫師和指揮官吵架，引起記者注目，軍方「只好」讓他登機。李兆然說：「連直昇機都要用搶的才能上去！」
親身的經歷其實驗證了李兆然過去在偏遠地區的觀察，即整個台灣人民普遍缺乏對災難應變的能力，不論官方、民間甚至軍隊系統的動員能力，都普遍令人失望；但相反的是一些平常不為人注意的一些小人物，卻在災後第一時間內，做了他們認為最重要的事，也的確成為當時最重要的幫助。
災後，李兆然在診所偶遇到一位雲林的陳先生，他原本是一位庭園造景專家。地震發生，陳先生首先想到的是災區居民一定需要乾淨的水，於是半夜摸黑，用小貨車載著他所能找得到的容器裝滿水載往水里。之後，觀察到災區的後續需要，他第二階段的賑災工作是帶著簡單工具去免費幫災民修水管；到發稿時為止，他仍在災區服務。類似這樣的工作者很多，但你不會在媒體上看到他的名字，他只是自動自發的小人物，是救災機制內的人所謂「狀況外的人」。
震災發生兩個月內，屏東縣政府是埔里唯一較有功能的政府單位。事實上，震災初期，屏東縣政府的賑災人員和李兆然同樣在九月二十二日下午四點鐘進入埔里，一個月後，他們憑著豐富的選戰經驗和社運經驗，成功的幫助埔里鎮站起來。屏東縣府的故事，報章雜誌上時有報導，李兆然很感佩他們，因為他覺得賑災行動初期各界資源沒有好好地運用，第一是因為對需求的敏感度不夠，不曉得需要什麼，第二是平時沒有訓練如何分配資源，以致於資源雖不斷湧入，分配卻毫無章法。假使有人常保持對災難可能來臨的敏感，有效訓練自己對社區有良好的互動，才有可能在突發的狀況發生以後有效地成為別人的幫助。李兆然認為，基督徒對災難的敏感度應該比其他人來得高，加上大部分的教會平常也在社區裡運作，這場突發性的災難是上帝提供我們檢視教會的社區功能，進而自我成長的大好機會。
批判二：將震災定義為地區性災難以自我隔離
「台灣社會的習慣，是將這場震災定義為地區性災害，將自我隔離開來，等一段時間後就淡忘它。」李兆然不願假想地震發生在其他地方，但他說，連這麼不可能的地方都發生了（遑論那些赫赫有名、累積許久的動能尚未爆發的斷層），我們不能不想，若自己再遇到類似災難，是否具備了足以處理的能力？更積極的想，這次災後處理不正是操兵的機會？
「我們理當懷著戒慎恐懼的心來面對災難，不需要上帝給我們更大的衝擊了」。李兆然說，社會大眾一國兩制，把台灣分別成災區和非災區，把災民侷限在一個角落中，自私地想「你家死人關我什麼事」，自己照樣賺錢；基督徒可不可以不要遵循社會的腳步走啊？
廖嘉展，一個投身於社區總體營造的文化人，和李兆然在埔里因著文化以及社區工作上有共同的認知而相識，但並無機會共事。一九九九年三月因著共同創辦「新故鄉雜誌」，使李兆然有機會參與「新故鄉文教基金會」，和廖嘉展一同投入台灣的社區總體營造工程。當大家還在讚美埔里的好山好水時，當地的社區工作者已經意識到埔里正在衰敗，而為她的前途擔憂；九月份發行的第三期新故鄉雜誌裡，以「陷落中的蓮花」為專題，描述這樣的擔憂。沒想到當期雜誌出刊不久，九二一震災發生，埔里這朵蓮花真的陷落了。
震災發生，雜誌社兼住家的房舍倒塌，一夜之間廖家四口全成了災民。九月二十二日夜裡，李兆然完成白天的災區醫療工作，急著想知道廖嘉展一家的安危。進入埔里鬧區發現全鎮宛如死城，偶有幾盞車燈照映著倒塌的建築；摸黑找到帳篷，辨認出廖嘉展的聲音那一刻，兩個大男人抱頭痛哭。李兆然回憶當時情景不禁泫然。
地震發生後，埔里垮了，但當地的社區工作者反倒認為這是再造的契機，因此「埔里家園重建工作站」在擦乾眼淚後萌芽。雖然廖嘉展也是災民，滿身傷痕尚未平復，就即時投入重建工作。
因為看到資源導引不進來或導引得不好，又想以前瞻性的規劃預防政府在災後重建工作上可以預見的無力與無能，所以他們期望重建工作站的工作方向是全方位的，包括公共衛生、產業、建築、災民的心理重建各方面，回應李遠哲院長的呼籲，讓重建工作由下而上，發揮社區總體營造在重建中的功能。「事實上，現在僅在部份學校硬體重建、社區志工的組織方面有一點點著力，其他都幫不上忙。」李兆然沮喪的說完又振作起來：「我很不甘心！」
身為基金會的董事，以及具備醫療專業，在工作站籌備的初期，李兆然順理成章地負責公共衛生重建的籌劃工作。他想：我了解且在意埔里的需要，只要找到一位當地的專業人士，成為和外界的連結，就可以將災區外的資源導引進來。結果李醫師用「落敗」來形容推動不起來的感覺和無奈。「我不甘心的是這工作不難，也不是錢的問題，但就是找不到一位當地的專業人士。埔里的重建工作還沒開始，我卻仍需面對現實回去台北工作。」
落敗後的李兆然重新定位：「我能做什麼？」
批判三：基督徒的社會角色和其他社團有什麼不同？

「震災後，災區人民第一步是求生存，根本談不上重建。災區的範圍在災前已是弱勢，災後更成為弱勢的平方，其悲慘的結果更是可預見的」，李兆然這麼說不是出於悲哀，他找到的新方向是：「災區外的群眾怎麼想，決定了災區內人民的命運，所以我要向災區外的群眾喊話。」
災後重回台北，李醫師還是得在自己的診所照顧自己的病人，但因為放心不下埔里，兩個月內他每週下去兩天。很多人以為李醫師每次去埔里是當醫生照顧病人，其實第二次再下災區之後，他就看到埔里並不缺乏他這個醫師；他們缺乏的是持續的關懷、了解、協助他們發現問題並解決問題，更重要的是也要讓外界持續的了解他們的需要。
「我的定位是一個非災區的基督徒，為災區的非基督徒向非災區的基督徒喊話。換句話說，我是埔里災區在台北的大樁腳。我的生活方式是繼續在非基督徒的非災區中工作，提高基督徒的滲透性。」李兆然提出的挑戰是：就像秧苗成長到一個階段就要離開苗圃，否則非但不能繼續成長，反而在狹窄的空間裡逐漸失去自己的功能；目前教會在災區的工作常偏重在傳統的福音工作，為什麼不抓住這個社會對基督徒角色重新定位的機會，走出苗圃，承擔一些社會責任？
今年寒假，陽明大學學生在校內張貼海報召募一群志工，自行籌組成工作隊，透過李醫師介紹去埔里組合屋社區服務。李兆然醫師在元宵節時探視這群學生，遇到了美國華人教會團體（透過台中某教會安排）來服務，言談之間，他驚訝地發現，這些基督徒去到災區限制自己只能做「福音工作」，而因為這些非基督徒學生做的是「社會工作」，彼此目的不同，所以對象雖同一組合屋，卻只能各做各的，少有交集。李兆然說他「完全不能理解」──同樣是海外來的服務團體，基督徒何苦限制重重？在他所觀察的災區需求當然包括福音工作，但不應只是福音工作，他認為基督徒劃地自限，徒然浪費資源，實在太可惜了。
諷刺的是，這個組合屋社區步行十分鐘的距離，有另一個組合屋社區，由一個佛教寺院無條件收容了二百多位獨居老人，由一對本身也是災民的知名陶藝家夫婦義務主持。李兆然看見一群日本人，老中青都有，他們不會說國語，默默地在那裡服務，煮飯、陪伴老人……樣樣皆來。
李兆然認為賑災工作不能像差派宣教士般，一個鄉差派幾個人就夠了，「一個鄉幾百個人也不夠！」現在災區的需求這麼大，災民對任何能提供協助的都張開雙臂歡喜迎接，教會的發展空間其實非常的大，基督徒為什麼不學習改變工作態度，和非基督徒合作呢？
說到災區的需求，最令李兆然心焦的是復建工作尚未有效啟動；舉例來說，災區心靈重建就是非常重要，卻被嚴重忽略的工作。以家醫科醫師的角度說，心理重建工作若不進行早期的介入，就像鹼侵蝕皮膚一樣，初期症狀看似輕微，至終帶來毀滅性的傷害。心靈重建的重要性既深且廣。它「深」因為需要長時期有系統的專業協助，其「廣」是說不論受災程度，只要是災民，甚至連救災者都需要這項幫助。以埔里地區來說，目前是心理重建很重要的階段，在這重要的階段當然該由專業的心理諮商、協談人員進行漫長的、花人力的、有計劃性、階段性的心理重建工作，但令人擔心的是，還沒有任何一個專業團隊在埔里出現。
「看來大家似乎無計可施，其實基督徒平時所受的訓練，此時正大大可用」，李兆然說。他恐怕大家會以自己並非專業人才來推託，特別仔細地說明：陪伴、傾聽是基督徒在教會長期受教，因而具有的基本能力，以學理來說，心靈重建的初步工作，正是傾聽與支持。只要基督徒願意撥出時間，發揮其平常傳福音的熱情，則心靈重建工作的核心，就是任何一位基督徒都可以做的心靈支持，而且可以做到相當的程度。
即使你完全沒有可能前往災區，李兆然說：「你還是可以成為災區與非災區的橋樑，成為上帝恩典流通的管子。」
很多人以為沉默大眾在災後，已因為災區的資訊熱潮消退，而逐漸冷漠下來，但依李兆然的觀察並不全然如此；有許多人至今還是想為災區做些什麼，只是被冷漠的媒體隔離，缺乏資訊也缺乏導引。李兆然想邀請基督徒成為災區與非災區的「流通管子」，對廣大的非災區持續的傳達災區的需要，以此做為在非災區為災民洗腳的方式。
李兆然說明他運用工作上與群眾接觸的便利性，進行「流通管子」的做法。今年元宵節前，陽明大學學生去災區進行兒童工作，據他們初步了解，災區學童普遍缺乏鉛筆、橡皮擦等文具，他們就想買每份一百五十元的文具組，做為給孩子們的見面禮。他們的目標是六十六份／九千九百元，學生手頭沒錢，找李醫師幫忙籌募這筆款項。雖然捐款熱季已過，他又僅在自己的診所佈告欄張貼公告，還是一個月就募到兩萬元。不記名、不需捐款收據的捐獻陸續湧入，供應了陽明大學學生的工作至今。幾乎和第一筆捐款同時，李醫師照顧的一位癌症患者病逝，家屬感念他的從診斷出癌症後一路的幫忙，除了送水果外，還托他一筆捐款，由他全權處理。李兆然回憶，他手裡握著十二萬的現金，百感交集，心中的激動久久不能平復。因為當時正是工作站經費即將用磬，不知何以為繼的時候。他因此對自己成為有用的「流通管子」深感驕傲，也似乎對「我能做什麼？」有了答案。
漫長的九二一重建工作正蹣跚起步，對整個台灣社會而言，台灣的基督徒雖然是極少數，卻是深具潛力的一群。「災區呈現多元化的問題可以讓你多元化成長」，李兆然說，「我剛開始都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麼，只能幫忙些雜事，像洗碗、煮菜、坐十個小時聽人家說話等等。像雲林的陳先生一樣，我去了，觀察災民的需要，思考如何給予災區實際的幫助。」
「即使到現在，我還是不能很確切地告訴繁忙的你可以做什麼。只是請你去災區走一走，我相信只要不自我設限，用祂的眼睛去看，用心聆聽當地的聲音，你一定可以找到你自己的位子。」李兆然向你提出邀請：「如果你想去埔里，我可以帶你去，或者，我們在埔里會合？」
抽言：
九二一這場突發性的災難是上帝提供我們檢視救難系統及自我成長的大好機會。
李兆然期盼基督徒可以透過對災區持續不斷的行動、觀察、關心而成長。
一個基督徒力量微小，教會是群體機制，教會若全體動員每週輪流操兵，效果會多麼驚人！
為什麼不抓住這個社會對基督徒角色重新定位的機會，走出苗圃，承擔一點社會責任？
心理重建工作若不進行早期的介入，就像鹼侵蝕皮膚一樣，初期看不出症狀，至終帶來毀滅性的傷害。
災後重建才剛開始，你的無力感可以透過某些機制找到可以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