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案頭】
越是定見，越需要反省
作者：吳鯤生

那門課叫做「亞洲教會歷史」，馬來西亞籍的老師在台上說，東亞地區每一個國家的教會歷史，無可避免的，都和戰爭連在一起。為什麼？因為日本發動大東亞戰爭，鐵蹄遍及東南亞。
台下坐著的百分之90是亞洲學生；當中，有一位是日本同學。氣氛像尋常日子，老師並沒有刻意評論、也沒有抨擊日本政府。可是，日本同學沈不住氣。他舉手發言，解釋文部省為什麼要「調整」教科書上的用字：去掉「侵略」二字，改用「進出」。日本同學問，他們的下一代，需要一直背著上一代的錯誤嗎？同學又說，能不能同情他們各級學校的老師，難以找到合適的詞句向學生說明，上一代為什麼要這樣那樣地去侵犯鄰國？
氣氛變得有點僵，不過還是下課了。
下課後，我這個台灣來的學生，也沈不住氣了，我去找日本同學表達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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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82年秋天的事。隔年四月，我前往泰國參加國際學生團契東亞區會議。會議結束前，大會安排半天野外行程，地點是「桂河大橋」。
消息宣佈後，日本代表中，出現了浮動情緒──有人請求更換地點。
是不是籌備委員太過大意，什麼地方不選，偏偏選擇喚起戰爭記憶的特定地點？是有人跟日本代表過不去嗎？希奇的是，那次會議的主辦者，也是會議主席，正正好就是日本籍的弟兄太田和功一。怎麼太田兄從頭到尾，一點都沒有「不安」的情緒？
出遊那天，日本代表還是去了。地主國泰國兄姐也好，民族性強悍的韓國代表也好，沒有一個人用眼神、用言語刺激日本國的弟兄姐妹。橋墩已荒廢、鐵軌還保存著，走在上頭，我們這些沒有躲過警報的一代，的確不容易有太多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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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不幸的，大東亞戰爭中，日本人喪生人數約310萬（死於大陸戰區的約30餘萬）。亞洲是不幸的，對日抗戰中，中國軍人死傷415萬人、民間死傷2000萬人，平民中「流離失所者」一億人（註1）。
今天的日本，重新站了起來，站得挺直、有自信。日本人出國旅行，不必卑躬屈膝。可是，日本人到珍珠港、到中國南京、台灣霧社、新加坡樟宜集中營……，不能沒有心理準備，因為那些地方，都有說不完的悲情和故事。
作為「受害者」的亞洲其他國家，在寬大、原諒的成績單上，寫下可貴的分數。是的，「加害」的事實沒法抹去了，要選擇冤冤相報，還是饒恕？
戰爭是雄壯的，戰爭卻是殘酷的。難以想像日本裕仁天皇，在戰爭進行中、戰爭結束後，能夠平靜的享用三餐、平靜的安心入睡。
難以想像？那只能交給歷史了。歷史是公平的裁判，不是嗎？
為什麼要交給歷史？為什麼要抗議日本政府修改教科書？存心打擊日本下一代嗎？我想，是為了避免下一次的戰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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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年時，我課後找日本同學溝通，表達我不能接受他的觀點。今天，後中年期的我，還會有同樣的舉動嗎？
不會了。歲月磨平了些許銳氣；歲月也使我體會到人的「定見」是他賴以生存下去的精神支柱，輕易撼動不了的。
質疑自己的定見，需要大勇氣。日本教會，萬幸有一批具有反省力的領袖和信徒（註2）。學術界也有勇士，森正孝在研討會中，宣讀論文〈日本的歷史教育與十五年戰爭〉（註3）。199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更說，「日本要建立一個基礎，可以理性批判鄰國，同時接受批評。要做到這一點，日本必須為他的侵略行為道歉、賠償。」（註4）
我幸而不是身在決斷國家「要戰」、「不要戰」的權位上。不過，我一樣需要反省力，反省躲在定見後頭的偏見。
 
附註：
1.李則芬《中日關係史》，轉引自森正孝〈日本的歷史教育與十五年戰爭〉，中華雜誌1985.12
2.參太田和功一《心繫亞洲》，校園出版社1992
3.中華雜誌1985.12，頁19-22
4.中國時報1995.8.15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