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族群衝突問題的省思

作者：嚴震生（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台灣非洲研究論壇執行長）

2004年四月，世界各地都有紀念盧安達（Rwanda）種族滅絕悲劇（Genocide）十週年的活動，國際媒體也對此慘絕人寰的屠殺事件做了許多報導和分析。環顧非洲各國的族群問題，我們或許可以宣稱族群衝突不太可能發展到類似的層次，但事實上激烈的族群衝突卻是處處可見，若不妥善處理，仍有可能造成內戰或是族群的仇殺。

目前非洲各國族群衝突較為嚴重的地區，包括東非的蘇丹和烏干達、西非的奈及利亞和象牙海岸、中非的盧安達、蒲隆地和南部非洲的辛巴威。此外過去幾年在西非地區的獅子山和賴比瑞亞，以及中非地區的剛果民主共和國和安哥拉等國的內戰中，族群衝突雖不見得是主要因素，但卻是幫兇。本文將以盧安達和奈及利亞兩國為例，探討族群衝突的原因、引發的各項爭議、和化解之道。

族群衝突的原因

大部份的非洲學者和許多歐美研究非洲的專家，將族群衝突的主要原因歸諸歐洲列強的殖民政策。首先，英法等國對非洲社會和歷史的無知，使得在劃分殖民地疆界時，往往將不同語文、宗教信仰和風俗文化，且長期敵對的族群放在同一殖民地內，而又將同一族群拆散分佈於不同的國家。前者的例子如在英屬的奈及利亞中，居住在北部是信奉伊斯蘭教、以游牧為主的豪沙─富蘭尼族（Hausa-Fulani），和東南部信奉基督教、務農及經商的伊波族（Ibo）及西南部保有傳統酋長制度的猶魯巴族（Yoruba）等三個在宗教信仰、語言、社會制度有極大差異的族群，被迫要認同一個從未存在的「奈及利亞」；蘇丹的北部是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南部是信奉傳統信仰和基督教的黑人。反過來的例子，則是如索馬利族散居於索馬利亞、吉布地、和衣索匹亞等國，而剛果民主共和國、剛果共和國及安哥拉等都有相當比例的巴剛果族。

其次，殖民國家對殖民地往往採取「分而治之」（divide and conquer）的統治政策，故意優厚某一族群，打壓另一族群，造成或強化族群間的仇恨。比利時在統治盧安達時，認定人口僅占百分之十五的圖契族（Tutsi）具有貴族氣質，是其統治百分之八十五的胡圖族（Hutu）之工具，因此不單讓前者在教育方面有優先的機會，更將許多政府的職位分派給他們，造成圖契族的種族優越感和胡圖族的不滿。此外比利時殖民政府還印製族群卡，做為分辨圖契和胡圖族的識別證，重新喚起原本因通婚雜居而逐漸淡化的族群意識。

第三，某一族群於殖民時期在教育或殖民政府工作所獲得的經驗，自然就成為他們在新獨立政府取得政治權力的優勢。政治權力的不平等，加上政治人物在具有強烈族群意識下制定的偏袒政策，又導致區域的不均衡發展和族群之間的經濟差異，加深了彼此的不信任和疏離。

最後，英、法等國在預備其殖民地獨立時，沒有考慮它們政治成熟的程度，就把民主制度強行加諸這些新國家。在缺乏教育普及、新興中產階級，和工業化等民主先決條件的情況下，政治人物在民主選舉中往往訴諸族群動員、喚起族群意識，以求勝選。

族群衝突的實例

盧安達在殖民時期埋下族群衝突的禍根，到爭取獨立時，進一步惡化。胡圖族要求的不僅是結束比利時的殖民統治，也同時要終結圖契族的優勢。1959年在盧安達成為新興獨立國家之前三年，爆發了胡圖族屠殺近一萬名圖契族的悲劇，造成大批圖契族（約十三萬人）流亡到鄰近的烏干達、坦尚尼亞和蒲隆地等國。不過，仍具有實際統治權的比利時殖民政府，卻在此屠殺中坐視而未介入。胡圖族在獨立後掌控實權，仍不斷打壓圖契族，造成更多的圖契難民流亡海外。儘管圖契族在離開盧安達後，生命財產的安全較不至受到威脅，但作客異鄉，還是無法倖免於排擠，因此一個反對專制胡圖政權實行種族歧視政策的革命團體——盧安達愛國陣線（Revolutionary Patriotic Front，簡稱RPF）在鄰國烏干達應運而生。

胡圖政府在內有經濟衰退、外有叛軍壓境的情況下，又再度發動種族仇恨的宣傳，並在1994年四月七日總統意外喪生後，指控圖契族為幕後主謀，下令開始屠殺圖契族。在三個月內，竟有八十萬左右的圖契族成為冤魂，平均一天有近八千人喪生於刀斧（而非現代武器）之下，可說是自二次大戰長崎與廣島兩顆原子彈後，最有效率的殺戮行動。當時在盧安達境內負責維持和平協議的聯合國維和部隊，由於未獲授權而無法介入，其他在盧安達有長期利益、並和胡圖政府保持良好關係的法國與比利時，亦坐視不顧。若不是因為RPF在內戰中獲勝，種族滅絕行為仍有可能持續。

奈及利亞最新一波的族群衝突，迫使奈國總統奧巴桑喬在2004年五月中旬宣佈該國中部的高原省進入緊急狀態，並且解除該省省長的職務。這些動作顯示該省基督徒和伊斯蘭信徒的衝突已擴大到「相互種族滅絕」（mutual genocide）的地步。自奈國在1999年結束軍事統治、依民主程序選出奧巴桑喬為國家領導人以來的五年中，至少有上萬名的奈及利亞基督徒和伊斯蘭信徒在雙方的流血衝突中喪生。族群加上宗教信仰不同所衍生出的道德標準、甚至法律制度的差異，是衝突的主要原因。

事實上，奈國在1960年代末期曾因族群衝突爆發內戰，在近三年的比弗拉戰爭（Biafra

War）中，以信奉基督教為主的伊波族企圖脫離奈及利亞聯邦，另行建立獨立的比弗拉國。內戰起因是有近三千名住在北部豪沙省的伊波族在族群衝突的動亂中喪生，造成當地伊波族擔心會遭屠殺而遷返東南地區，並宣佈獨立建國。不過，伊波族建立比弗拉國的理想並未實現，反倒是在內戰中有近一百萬的平民百姓因中央政府的經濟封鎖而死於饑荒，最終被迫投降，不但獨立建國未成，還讓相當比例的無辜百姓成為陪葬祭品。

化解爭議之道

在盧安達種族滅絕悲劇發生後，西方國家和國際組織的領袖對未能及時介入均表遺憾，但也希望透過成立國際刑事法庭及真相和解委員會，一方面將鼓吹種族仇恨和下令屠殺的胡圖激進份子繩之以法，一方面也探討該如何化解族群衝突。由於許多胡圖族是被迫執行屠殺令，因此若要將所有共犯定罪，打擊面過大，執行不易。不過，當許多圖契族眼見被迫參與屠殺其親友的胡圖人豁免罪刑後，要他們與仇家比鄰而居，在情感和理智上都頗為困難。

RPF主導的盧安達政府雖然也包括了溫和的胡圖族領導人，但究竟是少數族群統治多數族群的情況，能否達成政治穩定及社會和諧，令人懷疑。盧安達總統卡嘉梅（Paul Kagame）甚至推行廢除族群標籤的運動，宣佈盧安達僅有盧安達人，將胡圖和圖契的族群認同從學校歷史教科書中完全廢除。表面上看來，這似乎是釜底抽薪的有效作法，但族群認同絕不會因此消失，禁止認同將有可能更強化認同，而無法根本化解衝突。

奈及利亞自1970年結束內戰後，為了降低豪沙、伊波、和猶魯巴三個地區的族群認同，將該國行政區不斷重劃，由三到四、十三、十九、三十一、以至於目前的三十六省。將行政區愈劃愈小的邏輯，在於三大族群（約佔總人口七成）若是能夠分得更細，將無法在太多的行政區中佔優勢，而必須和其他兩大族群或兩百多個少數族群合作，並且將過去的族群認同轉為對新行政區的認同，以化解族群衝突。

在選舉政治方面，各政黨的總統候選人必須在一定比例（三分之二）的行政區中獲得相當程度（至少百分之二十五）的支持才能獲勝，同時其搭檔競選的副手通常來自不同地區、屬於不同的宗教信仰，以擴大群眾支持基礎，避免狹隘的族群動員和訴求。不過，這些設計並無法讓奈及利亞擺脫區域和族群政治，最近兩次的總統選舉（1999及2003）都可以清楚看到不同行政區在總統候選人的支持度有兩極化的情況。

此外，奈及利亞的族群衝突也沒有因為行政區域的重劃而消除，倒是較三大族群更為少數的其他族群，由於相當集中，反而容易發展其族群意識。他們是否先認同本身的族群，然後再認同奈及利亞，一直是奈國政治領導人想要扭轉的傾向。不過，更為嚴重的是宗教的衝突，特別是豪沙地區將其根據伊斯蘭宗教信仰而制定的法律（Sharia），強行加諸其他宗教信仰者時，衝突自然難免。

結語

在奈及利亞的族群衝突中，宗教信仰扮演了相當關鍵的角色，包括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在內的宗教領袖應當發揮的是宗教寬容、抑制激情及化解衝突，而不是鼓動群眾、訴諸肢體衝突，與其他族群相互對抗。

在沒有宗教信仰差異的盧安達（大部份胡圖和圖契族是天主教徒），族群衝突照樣發生，甚至成為種族滅絕的人間悲劇。更為可悲的是在大屠殺期間，許多圖契族人躲進教堂，希望因此免於禍害，但卻被胡圖族的神職人員將其交給劊子手，讓傳統上是避難所的教會不但沒有盡到保護的責任，反而成為種族滅絕的幫兇。好牧人應當是為羊捨命，而不是將羊送入虎口，在危急時候，盧安達神職人員的第一個認同竟然是族群，而不是耶穌基督，可以說是極大的諷刺。

台灣近年來由於在民主選舉中過度的族群動員，已造成族群之間的猜忌，甚至糾紛。不過相對於非洲國家族群衝突的情形而言，台灣的族群問題並不嚴重。此外，台灣在宗教信仰和族群之間，並沒有類似奈及利亞和蘇丹的相互重疊，而基督教近年來在族群融合方面的努力，也是有目共睹。我們不必過度擔憂台灣因族群意識所衍生的一些問題，但還是要規勸政治人物捨棄族群訴求，防微杜漸是對付族群衝突最有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