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后的位份
／錢北斗

一九八九年，加拿大的經濟開始進入低潮，地產市道滑落，市面大幅裁員。那年，我剛舉家遷往多倫多，在當地事奉，親身經歷了當時社會所受到的衝擊。過往，在加拿大工作，所謂解雇不少都只是暫時性的，待公司機構的經濟好轉後，受解雇的雇員大部份都會很快被召回復工的。但那段日子，從種種的蹟象顯示，這並不是一次普通週期性的經濟調整——長工變為合約，部門合併，甚至整個工種消失，失去了的職位明顯地是不會回復的。隨後，Restructuring（重組），Downsizing（精簡）及Outsourcing（外判），更很快便成為人們口邊經常掛著的術語。至於在思想理論層面，所謂「代模轉換」（Paradigm Shift），也幾乎成了討論任何新方向或模式的出發點。

今天，我們都知道加拿大這十多年間的經驗並不是獨立的，而是遍及整個世界的經濟轉型的一部份——自從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以來，區域內的城市也同樣受到這種結構性的重大衝擊——在光纖、電波和通訊衛星的支援下，今日全球與時俱增的大小電腦，每天廿四小時不停地處理及交換資訊，推動著各地社會急速變革發展，舊的經濟運作方式不斷被淘汰，引進了所謂「知識型」的「新經濟」。這樣的轉變，在世界各地社會帶來了最少有以下幾方面的重要影響。

首先，是商貿經營環境急劇改變。今日商業社會所受到的壓力，主要是來自經濟全球化，同時顧客收取資訊方便，以至要求增加、產品售賣週期縮短等等。隨著轉變的壓力增加，轉變所帶來的後果也日益嚴重，若不及時作出適當的調節，一個以二、三十年甚至更長時間建立起來的企業，可以在短短不消兩年內便跨台。美國《財富》雜誌在七零年刊出的五百間首富企業公司(Fortune 500)，三分之一在八三年已告消失。而《追求卓越》(In Search of Excellence) 一書於八二年所列出，以二十年業績為評估尺度的四十三間「卓越」公司，更在五年後便只剩下十四間能符合同樣的標準，其餘的不是陷入困難，便是完全結束。同樣，近年來世界性地廣泛出現的跨國公司合併潮，也正是這樣激列競爭的後果。

其次，是工作本質的改變。工業社會發展之初，競爭力主要是來自資本及器材。其後，隨著管理學發展，人才也成了重要的資源。但今天，在資訊科技的帶動下，公司企業成敗的因素，已逐漸取決於吸收及運用資訊知識的能力。這樣的情況，大大縮短了「學習」與「工作」之間的距離——對今日企業的「知識工人」來說，「處理知識」已成了生產過程的一部分。以往，學習是一種裝備，為了日後的工作。今天，工作要求學習，學習就是工作。

第三，是機構企業運作形式的轉變。傳統的組織結構圖，都是科層式（Hierarchical）的，從上而下，最高是負責規劃的決策層，其下是不同部門的分工，當中包括部門主管及單位領導等中層管理，擔當對員工的督導以及傳遞訊息，以下便是負責其他實務的基層員工。在這樣結構裡，各層員工都有其清晰的權責，界限分明，目的是使各層人員都能完成其份內的工作，使整個業務按著原先訂下的規劃來操作。今天，雖然基本的科層形式仍然保留，但由於商貿環境急劇轉變的需要，歷來由上而下的整齊規劃，已不是靈活應變的最佳運作模式，企業結構因而逐漸趨向減少中層管理，以方便資訊快速傳遞，並把權力下放，透過工隊（Work Teams），加強基層決策及溝通，以網絡 (Network) 方式來運作，讓員工能以第一時間對客戶作出適切的回應。　　　

這樣的轉變，在今日社會的不同領域中，已廣泛地帶來了深徹的影響。試看正在進行中的美國總統競選活動，今年兩大政黨施政方針的辯論焦點，正是如何有效地發展「新經濟」，同時緩和其對社會的衝擊。同樣，在台灣今年五月陳水扁總統的就職演詞中，也特別提到『日益激烈的全球化競爭』，指出因著這樣的大氣候，「『大有為』政府的時代已經過去，取而代之的應該是與民間建立夥伴關係的『小而能』政府」；此外，演詞亦提出了今日世界各地政府的一個共同關注，指出「人才是國家競爭力的根本，教育是『藏富於民』的百年大計……讓台灣社會逐漸走向「學習型組織」和「知識型社會」，鼓舞人民終身學習､求新求變……」值得留意的，是在這短短的篇幅之中，除了題到「知識型社會」和「終身學習」外，甚至連「學習型組織」（Learning Organization）這個在業界中興起了不過十多年的實用性管理學概念也用上了。 

今天，學者的普遍共識，都同意今日世界正在從「工業社會」過渡至「資訊社會」，帶來人類文明徹底的改變，性質與十五世紀活版印刷術出現的影響相若，只是幅度更是不可比擬。

在這過渡期間，可以說是正應了英國大文豪狄更斯的名句﹕「這是最美好的時刻，也是最惡劣的日子！」困難之一，是貧富階層的兩極化。隨著知識型經濟的發展，社會的創富能力大大提高，而是否擁有運用知識的能力，也成了社會上「有」與「無」之間的分野，使今日世界各地區，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社會貧富差距擴大的困擾。

就以香港為例，根據一份最新發表的調查報告，香港四十萬戶最低收入的家庭，在去年的平均月入為四千六百元，相比九七年金融風暴前的六千四百元，減少近三成。 

相反，收入最高四十萬家庭的收入則不單沒有受到經濟不景的影響，且有百分之二的增長，平均月入達六萬四千多元。這是由於富裕家庭遠較低薪家庭容易在知識型經濟中受惠，而隨著香港的經濟復甦，貧富懸殊的情況勢將日趨嚴重。 

另一方面，在未來，先進與落後國家之間的國民生產總值亦將同樣大大拉開，直接衝擊著每個落後地區的社會穩定，使貧窮國家踏上新經濟的道路，更為坎坷曲折。

基督徒在這樣的時局中可如何自處？我想首要的是適切地調校自己處事的心態。面對現今的轉變，我們大概可以有三種不同的態度，其一，是看自己為時代的「犧牲者」，緬懷過去；其二，是看自己為無能為力的「被動者」，應付現在；其三，是看自己為明天的「締造者」，過渡未來。在其中，前二者是世人最易陷入的心境，但作為基督徒，正如保羅的教導﹕我們既將身體當作「活祭」獻給神，就「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羅十二1~2）神掌管一切，所有的改變都蘊涵著祂純全可喜悅的美意，因此我們是完全有條件可以與祂一起締造未來的。

在此，我願意作個簡短的見證。三年前，我離開了在加拿大學生福音工場長達八年的工作崗位，遷往首都渥太華，原意是給自己一個空間，重整以往廿多年事奉日子所累積起來的思想及經驗，用兩三年的時間，專心讀書寫作，並等候神給我未來事奉的引領。但意外地，一個偶然的機會，看到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近年的一本著作：Post-capitalist Society，竟把我原先的研讀計劃引進到一個全新的局面──轉為集中涉獵西方近十年間出版的管理與領導理論著作，並高興地在其中找到一些自己樂意繼續探索的脈絡。

從這段日子研讀而來的發現，是使我既驚且喜的。驚的是如上所說，知道原來人類文明正處於一個邁向徹底改變的過渡期，適應要求極大──根據杜拉克的講法，這是西方文化數百年才出現一次的大變，上一次是工業革命以及所帶來的「現代社會」──而在這過渡期完成後，誕生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孩子，將無法想像他們祖父母輩成長的是怎樣的世界！

至於喜的，則是注意到當今管理學著作所採用的語言和思想方法，跟我從聖經所認識的人生觀及世界觀，竟有那麼多雷同之處。突然驚覺在今天的轉變和混亂中，信仰不單是個人內心的倚靠，更成了世界亂中尋序的啟迪。

就以「學習型組織」這個專研「融智」（Organizational Learning）的概念為例，套用今天的電腦術語來說，整個理念與基督教的聖經教導可說是完全彼此「相容」（Compatible）的， 雖然兩者的內容不盡相同，但思想方法郤十分接近──試看「學習型組織」的五大竅門（Disciplines）﹕首先， Personal Mastery（個人操練）是培養專注和耐性，這與聖經所講的「門徒學習」（ Discipleship）都同是一種操練。其次，Mental Models（思想代模）是指看事物的方法，而基督教則講以神為中心的世界觀。至於Shared Vision（共同異象）這觀念就更直接，我們要有共同的異象才可以合作。而 Team Learning（團隊學習）則是謀求與人合作、促進溝通、互相支持、從別人的角度去考慮問題，這本身也是基督教所著重的。最後，Systems Thinking（系統思維）是指全盤性的考慮，從整體的角度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而基督教事工的推動，也同樣是要求從一個整全的角度看事物，俾使各方面事工有更有佳的配搭。這樣看來，以上所題的各項原則不單與基督教的觀念並不違背，兩者間更可以產生一個暢順的「互接」（Interface）關係。

針對時代轉變，今日不少在管理學及領袖理論起帶動作用的學者，如杜拉克,彼得•聖吉(Peter Senge), Peter Block, Charles Handy, Tom Peters, Warren Bennis, James O'toole 等等，在他們的著作背後，都可以看到濃厚的基督教思想影響，其他如 Robert Greenleaf 及Max DePree 所提出的「領袖為僕」（Servant Leadership）的觀念，更明顯地是直接取材於耶穌基督的教訓。至於高爾曼(Daniel Goleman)所提倡的「情緒智商」（EQ），也與聖經的教導十分吻合。

透過這樣的現象，我開始體會到，原來基督教信仰本身，是蘊藏著無比的動力，對今日轉變中的社會更是極其適切。很奇妙地，今日的工商企業，由於股票市場集資容易，成功的創業，或企業市值評估，已不再是以企業的資產值為指標；更重要的，是企業員工創業的才幹及應變的能力。以至今日的工商界，特別講求提倡互信、互動、承擔責任，並要求員工不斷學習、不斷革新、發展專長、與人合作、建立隊工、發揮「和衷力」（Synergy），如此種種過去在社會上往往被視為「中看不中用」的抽象質素，在今日的「新經濟」裡，竟成了企業最重要的資產財富。而這些，不論是藏於聖經，或是活現於真正有活力的信仰群體中，都可謂比比皆是。

由此，我對初期教會發展的動力也感到有更深的了解——原來對初期教會的信徒來說，殉道的另一面，便是學效基督的捨己，在個人生活及彼此的關係中，把天父的教導發揮得淋漓盡致，並且正是透過這樣的實踐，神早把最具活力的——按今日的標準來說也最先進的——「企業」發展動力，放在初期教會的信徒群體之中。難怪由一群無知小民開始，在羅馬政權及猶太教的反動勢力壓逼之下，初期教會的發展，竟可在短短數十年間遍及歐洲及小亞細亞。

一如聖經所記以斯帖王后昔日的光景，教會既有「基督新婦」這王后的位份，當此人類文明急劇轉變的時刻，把從天父領受得來的恩福回饋社會，榮神益人，實在是責無旁貸（斯四14）——教會可以怎樣活出這樣的見證？途徑之一，是信徒群體主動地打開基督教信仰與今日社會文化的「互接面」（Interface），積極地在社會、家庭及工作場所中發揮信仰的影響力。以下是簡單的幾點建議﹕

首先，事事察驗神的美意，心意更新變化，不為明天憂慮，積極地面對改變，把自已培養成為帶領轉變的「明天締造者」（Change Agent）。

第二，愛惜光陰——定出未來短期及長期目標，並學習休息，在充滿衝擊的世代中活出平衡而有動力的生命。

第三，學習儲蓄，做個理財的好管家，避免陷入財政困境，讓手中有力量支持有意義的工作，並幫助有需要的人。

第四，學習在身處的環境及工作場所建立異象（Vision），並傳遞價值信念（Values），與別人一起具原則、有方向地生活。

第五，在社會及工作場所中建立互信，敞開自已，接納別人，培養群體的「和衷力」（Synergy）。

第六，參與小組查經—— 發展互相支持、一同探索的「學習網絡」（Learning Network）。

第七，結出「聖靈所結的果子」——操練性格，培養EQ，學習聆聽，體會別人的感受，增強自已關心別人及與人同工的能力。

第八，發揮恩賜——培養今日社會所需的基本才幹（Core Skills）並發展個人專長。

第九，實踐「領袖為僕」（Servant Leadership）——以服務的態度，待別人（包括同事、上司）如自已的「顧客」，主動承擔責任，事事為他人設想。

第十，發展直接以教會為基地的「市場事工」（Marketplace Ministry），支持信徒在工作場所中實踐聖經教導，一方面發揮信仰的影響力，另一方面引領別人歸主。

後記﹕

這篇文章完成後，晚間新聞剛剛報導了幾項直接反映上文所提現象的消息。其一，是業務從香港伸展至其他地域的渣打銀行公佈了本年上半年的業績，稅前溢利比去年同期升近一倍，郤同時宣佈由於引入新科技以加強競爭力，銀行計劃未來將裁減各地員工達六千人。另外，在美國共和黨黨大會進行期間，會場外發生激烈的示威暴動，一名受訪者稱共和黨的政策只是為富人而設計，並沒有照顧貧窮人的需要。

我想，這兩則新聞正是今日社會轉變的最佳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