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產與宣教
作者：魏外揚(現任教於台灣中原大學，著有《宣教事業與近代中國》、《他們寫過歷史》，均由宇宙光出版社發行。

在中國傳統的家族裡，遺產常常成為罪惡的代名詞，多少紛爭、分裂、仇恨、謀殺都因之而起。在小說、戲劇以及人類學家、社會學家的研究報告裡，到處可見因遺產而引起的悲慘故事。然而在西方的宣教史上，遺產卻常常是奉獻的代名詞，為許多宣教差會開拓新事工，或協助一些差會渡過財務上的困境，成為上帝所使用及祝福的「宣教遺產」。
「中國內地會」購置上海的總部，就是由一筆遺產促成的。一八八六年間，戴德生看中上海虹口的一塊地，非常適合興建總部之用，地價是二千五百英鎊，而且必須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做出決定。於是戴德生為此召開了一次禱告會，與同工們一起尋求神的旨意。禱告會中恰巧有一位青年榮晃熙(Archibald Orr Ewing,1857~1930)，八天前才從英國來到上海，雖然還沒加入「內地會」，但暫時住在「內地會」租來的總部學中文。他在幾年前承受了叔父的遺產八萬英鎊，現在得知「內地會」需要那塊地皮，心中受感動，就在會後告訴戴德生他願意奉獻這筆金錢，不過要求要宣佈他的姓名。之後，這位蘇格蘭青年又奉獻出三座大樓房的建築經費，使「內地會」終於在中國擁有一個寬敞、幽靜、舒適的總部。
這個虹口的總部使用了四十年之久，省下的租金，比地價多出好幾倍。一九三一年在新閘路的新總部落成，包括一座六層和一座四層的樓房，比舊址大四倍，全部建築費用和大部分地皮，全靠出售舊址所得的錢。四十多年前那筆奉獻出的遺產，如今增值了三十二倍之多。
榮晃熙不但獻出遺產，成為「內地會」的一員，穿上中國農民的服裝，在窮鄉僻壤傳揚福音。他自己過著非常刻苦的生活，有一次為了在一張文件上簽名足足走了二十英里塵土飛揚的道路；晚年在英國，除非接送客人，絕不獨自搭乘計程車。他一生學習主的榜樣，「本來富足，卻為你們成了貧窮，叫你們因祂的貧窮，可以成為富足。」(哥林多後書第八章第九節)
另有一個奉獻出龐大遺產的青年，就是「劍橋七傑」中的施達德(Charles T. Studd, 1860~1931)。當他從律師的來信得知自己繼承了大筆的遺產時，他已是「內地會」的宣教士，正停留在四川省的重慶。於是他去英國領事那裡辦手續，願意將遺產捐出，領事不敢置信，叫他再考慮兩個星期，才肯為他簽字。一八八七年一月十三日，施達德開出四張五千英鎊和五張一千英鎊的支票，分別奉獻給不同的福音機構。慕迪聖經書院、喬治慕勒的孤兒院、救世軍、內地會等機構，都是他奉獻的主要對象。最後他留下三千四百英鎊送給自己的新娘子，不料她不願丈夫專美於前，決定把這最後一筆錢也捐給「救世軍」使用。
「內地會」的創辦人戴德生說：「假如我有千鎊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可見千鎊英金必定不是一筆小數目，而戴德生自己必定也從來沒有過這麼多財富。但是單從上述兩位「內地會」宣教士那裡，中國就已經支取了上萬的英鎊，因此戴德生的「假如」早已超過所求所想地實現了。
以上兩例的主角，都是遺產的承受人，下面這個例子的主角，卻是遺產的給予者，也就是他主動指定將自己的遺產奉獻給宣教事工之用。
正好在距今一百年前，一九○○年十月九日，一位英國富翁阿辛頓(Robert Arthington, 1823~1900)病逝，遺囑將他的遺產十分之五捐給「浸信傳道會」(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十分之四捐給「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剩下的十分之一留給他的親人。最後到一九一○年八月遺囑實際執行時，「浸信傳道會」分得約四十六萬七千英鎊，「倫敦傳道會」則分得近三十八萬英鎊。
這個數字究竟有多大？以「倫敦傳道會」為例，其一九○一年度的總開支約為十七萬六千英鎊，也就是說該會分得的奉獻相當於該會兩年多的開支總數。
「阿辛頓遺產」附有兩個條件，一為必須用於開拓性而非維持性的事工，二為必須在二十五年內用掉。
以「浸信傳道會」為例，在印度、剛果、薩爾瓦多、中國等宣教工場，都因此開拓許多新的事工，最為明顯可見的，則為新建許多醫院、學校。山東的齊魯大學醫學院，得到大約九千英鎊的資助，於一九一一年四月遷入嶄新的校園中，山東巡撫孫寶琦和其他貴賓都出席了啟用的儀式。一九○○年的「庚子事變」，宣教士在山西省受害最烈，事後英國浸信會的宣教士李提摩太，大力推動山西省的啟蒙運動，透過引進更多西方的科技、知識，來改變當地人的觀念。「阿辛頓遺產」因而也撥款一千英鎊，用來擴充太原的博物館。
至於「倫敦傳道會」的在華事工，也因這筆遺產的投入而有所突破。庚子事變後的情勢轉變，對宣教事工十分有利，這筆遺產洽在此時來到，使許多期盼已久的宣教計劃得以實現。例如久駐漢口的「倫敦會」楊格非牧師(Rev. Griffith John, 1831~1912)，多年來盼望湖南省的門戶能向福音開放，此時就在經費無虞的鼓勵下，加快步伐，派遣更多的同工進入湖南去工作。
使兩大差會共蒙其惠的阿辛頓究竟是怎樣的人呢？他是否過著如帝王般豪華享樂的生活呢？不！他非常節儉，甚至被形容為「像隱士般」，可見他的奉獻不但出於甘心，也是出於辛苦，因此格外令人敬佩。
像「阿辛頓遺產」這麼龐大的數目當然並不多見，但是小額的遺產在當時西方差會的奉獻清單上卻非常普遍。以「倫敦傳道會」為例，它的年度財務報表，就將收到的遺產奉獻單獨列為一項，單就一九○五年與一九○六年來說，每一年都有五、六十筆之多，數目多的幾千英鎊，少的則只有幾英鎊。可見將遺產奉獻給宣教機構在當時已是一種風氣，也成為宣教運動背後一股最堅定的支持力量。
看了以上這些西方基督徒處理遺產的例子後，我們要問：中國基督徒是如何處理自己的遺產呢？還是根本忌諱面對這個問題，而留給親人去處理呢？中國的榮晃熙、施達德與阿辛頓在哪裡呢？我相信已有一些教會及福音機構獲得過遺產捐贈，但因不願公開，外人不得而知，也失去了鼓吹風氣的機會。
在我極為有限的印象中，只記得林治平弟兄在《宇宙光》雜誌上寫過一則有關遺產奉獻的真實故事，至今令我難忘。(見「一筆遺產的奉獻」，刊於一九九九年二月號。)一位晚年定居於美國的潘老太太，立有非常正式、清楚的遺囑，將她的遺產捐贈給幾個基督教機構，《宇宙光》是其中之一。但願有更多的基督徒，像可敬的潘老太太一樣，樂於將遺產奉獻在福音事工上，則二十一世紀華人教會的宣教大業，必能更展鴻圖。